从科技水平、创新企业、“三新”经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创新有多牛

科技实力爆发式增长

科技产出已经卓有成效。从科学方面看,在国际上三个最权威的刊物《细胞》《自然》《科学》杂志上,每年发表量居世界前列,衡量科技水平的自然指数中有20个中国大学和机构进入全球前100名。2016年中国的第一作者共计发表29.06万篇SCI论文,连续8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从技术水平看。199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中国收到276件PCT专利申请,到2019年,这一数字飙升为58990件——短短20年增长200倍,更重要的是在2019年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科技投入更是极为可观。根据OECD发布的数据,中国的研发经费从2009年超过日本,长时间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从购买力平价角度,中国事实上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一国的研发经费,甚至还高于欧盟28国(含英国)研发经费总和。研发投入强度在15年间提高了一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到2018年的1.06%。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研发经费强度甚至比欧洲还要高。

尽管排名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很靠谱。但是在2020年9月发布的新一版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14位,超出排名第16的日本。排在前面的除了美国、德、英,都是小型发达经济体。中国是仅有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这个报告里对中国是这么描述的:

它在数项关键产出指标中保持世界 第一的地位,包括本国人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商标、外观 设计和创意产品出口。……。中国还连续第 八年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位居创新质量排名的榜首

值得称道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赛道上,比如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的赛道上,基本上就只有中美两家在第一方阵了,虽然在很多方面还差美国几个身位,但毕竟刚刚开始起跑嘛。

创新型企业的规模。

根据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在全球500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排行榜中,美国以233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30家。中国以227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21家。

2018年,据咨询公司Crunchbase发布的一系列报告显示,2016-2019年,中国风险年投资总额常年仅次于美国,高于欧盟,在2018年甚至超过了美国。在10亿美元以上的融资榜上,中国从2014年起就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仅次于美国,甚至在2018年超过美国。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根据统计局的核算,2019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6.3%。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我们的这三新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世界上绝大数国家。

去年7月,国家十几个部委提出加快数字经济15种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例如线上服务有:

线上服务方面有:融合化在线教育(猿辅导、VIPkid们),互联网医疗(丁香们),线上办公(飞书们),数字化治理。

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阿里们),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海尔们),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

新个体经济: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共享经济新业态:共享生活新空间(单车们),共享生产新动力,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数据要素流通新活力。

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有些在国外有,有些甚至还是我们原创的,但是大部分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的创新活力就突然爆发了呢?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原因,还有这么几点新的想法:

创新激励。科研经费、风险投资额和独角兽的数量,一方面体现的是结果,另一方面也同时反映了在中国进行创新性经济活动能够获得巨大的激励。无论是企业创始者还是运营者乃至雇员都能够从远远超出传统经济的估值中获取超额收益,程序员们拿个百八十万也不稀奇,所以现在甚至出现了人才逆向国际流动的局面。只要有好的创新,就不怕没有投资,就不怕没有实现的机会。而且对于创新失败的人也非常宽容,现在不是有个专有名词吗,叫“连续创业者”。

规模效应。科技水平和创新活力不看人均要看规模。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生产门类,工业增加值几乎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不是简单的规模效应,可是说是“巨国效应”。产生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往往都是近距离观察某个商业领域、理解其运转过程的人。“制造业的所到之处,创新不可避免的跟随”。为什么深圳能够成为中国创新活力最强的地区,就是因为身处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链的包围之中,创意从诞生到现实可以花最短的时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巨大的规模就会带来海量的创意。所谓量变产生质变,积累足够的经验或者试错足够多,创新才有可能跨过阈值,产生有意义的创新。

技术经济学鼻祖阿瑟曾言“技术总会在不经意间播撒许多带有活性的种子,如果种子恰好落到恰当的地方,某个集群过程就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如果种子不够多,地方不够大,有怎么有机会生根发芽呢?

经济社会多样性。诺贝尔奖获得者费尔普斯尤其强调社会多样性激发经济活力。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不仅是西方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认为中国社会整齐划一,跟多样性沾不上边。事实上,在民族国家那样的一个中小体量中,多样性恰恰是稀缺的,即使存在种群和文化的区别,也被内部阶层的固化和意识形态阻碍了交流和融合。中国的特点是有统有分,牡丹虽好,更有月季芍药。看上去整齐划一,事实上内部竞争极其激烈。张五常就认为中国的成功就源于“县域竞争”。而且,国有企业之间、与民营企业和外资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混合型体制下,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要远高于西方的那些国企,更是成为创新重要力量。

社交工具。正如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机的发明间接释放了中世纪被束缚的人性。在中国社交工具的普及某种意义上对知识分享促进和思想的碰撞也要大于其他国家。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学者曾表示,相比于国外通常的邮件交流,微信群里的交流更容易随时随地激发创意。头条、知乎等社交媒体让知识的普及和碰撞更加便利和普及。飞书等办公软件的普及也极大的提高了商业创意的发生率。尽管在西方类似的社交工具同样也存在,但是改变工作和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早已实现了超越。而且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使得除了英语母语的国家,在通过交流进行知识催化上天然弱于汉语。此外,还有随着高铁、高速遍及全国,人员的交流密度比任何一个国家也更加便捷。不同地域之间的新创意也更容易向全国普及。

创新激励、巨国效应、社会多样性、社交革命融合起来,产生了更大的效应:产业链价值链环节的分化、融合和重组,生产要素的重组、行业跨界整合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造就了21世纪以来蔚为壮观的大规模创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