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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控制住本国新冠疫情之后,美国特朗普旧政府和拜登新政府交替之际,突然出手以阿里系为主要目标展开反垄断调查,用意深远,有为未来打基础谱新篇的长远考虑。愚信以自己多年创业的亲身经历和对世界反垄断经验教训的观察略抒己见,供决策者参考,供大家伙娱乐。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全球最近30年的反垄断情况,大家会发现最近30年的反垄断调查基本都是针对的互联网企业,从微软,到谷歌,到亚马逊,再到中国的阿里系,无一例外都是世界级的互联网平台,世界3大反垄断战场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美国曾经在微软反垄断案中试图拆分微软,事实证明不可行是失败的。欧洲由于自身互联网企业不够强大,对于谷歌,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巨头采取的是高额罚款策略,将来会证明这种策略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中国近期展开的反垄断调查才刚刚开始,策略还不清楚。拆分策略是把企业搞死的做法,多方利益受损,显然不可取,高额罚款策略是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从长远看反而会助长垄断更甚。那么到底怎么搞才能既不把企业搞死,又能遏制住企业的恶性膨胀呢?

我们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成长规律来分析巨头到底是如何垄断的。以FACEBOOK(脸书)为例,脸书是世界级的社交平台,全球用户规模达到20多亿,日平均活跃用户有3亿多,而全球人口总数才78亿多。脸书为拉近全球人民的时空距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可能让生活在非洲贫困地区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出名而收获财富。从商业的角度观察,脸书可以凭借巨大的用户规模在平台上尝试任何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无论是自营还是和第三方合作,话语权和最大的商业利益都无疑掌握在脸书的手里。从脸书的案例可以发现互联网巨头形成寡头垄断的本质是用户数据,互联网巨头可以凭借巨大的用户规模吸纳实体社会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等),就像黑洞吸纳周围的恒星系统一样。因此反垄断也要从用户数据上做文章。

愚信以为,遏制互联网巨头的无序扩张要靠法律支撑下的强制开放策略,其核心宗旨是达到一定用户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开放所有用户数据和基础业务能力,或者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基础平台卖给代表全体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即国有化过程。而不是凭着巨头的自觉性和心情来决定什么可以开放,什么不可以开放。从人性的角度观察,任何人或者企业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都是自私的,唯有公共法律才能保证公平。国家制定强制开放法律的法理依据是当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这个平台就具有了社会(虚拟社会)公共性,那么这些用户数据和基础业务能力就是公共资源,平台方无权私自垄断,尽管这些资源是平台方创造的。平台方可以继续享受这些资源已经创造的价值,但是在触发反垄断法以后,平台方就只能和社会大众公平共享平台资源,社会第三方创业者在平台上开发新的应用是独立且自由的,不受平台方的任何限制,只接受政府的监管和依法纳税即可,即平台已经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是网络社会的基本常态,应有之义。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的核心要素是用户数据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掌握在企业手中,企业就可以凭借对用户数据的垄断通过附加服务如支付,商品销售和业务准入等吸纳和控制实体社会资源。这个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就可以把脸书基础平台当成水,电,气和工业用地一样处理。

以脸书反垄断为例,当脸书用户规模在美国超过美国总网民数的一半时,自动触发反垄断调查,按照美国政府一贯捍卫市场至上价值观的信仰,美国政府可能不会选择购买脸书的基础平台,而是选择要求脸书强制开放的策略。欧盟政府可能会选择购买脸书在欧洲主权范围的平台所有权,然后像出售工业用地一样将平台的业务能力开放给全球的创业团队。欧盟政府甚至可以在购买了脸书的基础业务平台之后,在其上嫁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毕竟来自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网络支付平台,以同样的方法再对欧洲主权范围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平台进行反垄断监管。

在人类社会已经处于工业社会的黄昏并且依稀看到了网络社会的黎明之际,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已经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哪个国家的政府率先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改进社会治理,谁就能取得未来社会竞争的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