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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了2022年的创业者,大多将过去一年形容为“历劫”。

“如果可以重来,我不会在2021年当老板。”走在自己位于广州海珠区空荡荡的制衣车间里,王远一根接一

根地抽烟。大年廿九,轻纺工业聚集的广东车间早已停工,王远工厂的54名工人已全部返乡。在2022年11月

之前,他的车间有78名工人,是附近规模数一数二的工厂。

2020年开始的疫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各种不确定性,行业洗牌加速,危险四伏,同时也暗藏机遇。对于一些人

来说,维持住现有的工作最为重要,同时依然有一部分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开启了创业之路。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对于创业者来说更是如此,疫情冲击下的潜在机遇,更便宜的资产,

可能不那么激烈的竞争,都是诱惑。

创业路上本身就会有许多波折,然而绵延三年的困境里出现的诸多障碍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这三年中,有人在2021年起意,彼时,国内迎来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小高峰;有人刚一迈进创业大门,就遭遇连续的封

控管控期,经营受到巨大影响,生存无法维系。对于这些创业者而言,经济大势、防控政策都不由他们掌控,他们只

能在浪潮中被高高抛起或是重重落下。

当最糟糕的时刻过去,回头再来看,那些选择在这三年创业的人都怎么样了,复盘这些经历,可能会帮助更多人走向

远方。

当创业开始时

2019年,是王远在亲戚制衣厂里当车间管理的第三年。说是车间管理,实际上是替名下有好几个厂子的亲戚代行

“老板”的工作:联系上游批发市场,给厂房缴纳租金,处理四面八方的订单。王远就这样摸透了整个工厂运

行的脉络。

也是这一年,王远结婚,大儿子出生,他的户头攒出了人生中第一个二十万。

王远和妻子开始盘算着再凑十万块,接手一家服装厂。王远的妻子是湖北人,很多同乡在广州康乐鹭江一带的中

布匹市场周边打工,附近被称为“湖北村”。不少人从那里发家致富,在民宅里开一家20-30人规模的制衣厂,不

出几年就能回武汉买房。

于是他们将开厂的目标放到了康乐村。

2020年农历新年前,王远和妻子到康乐村一家制衣厂谈收购事宜,商定开年后正式签约。新冠疫情随即爆发,工厂

被迫停工了一个月。即使不久后复工通知出台,过年回乡的工人仍然滞留老家,无法返穗,工厂在用工荒之下无法

正常运转。

王远夫妇花了32万元正式把厂子盘下来是在2021年初。那时国内疫情发展平稳,生产已经恢复到相对正常的水

平,国内外疫情形势的迥异给外贸行业的高速复苏添了一把火。据公开数据,2021年上半年,贸易进出口总额快速

回升,同比增长27.1%,第三产业业务活动指数60.4%,保持在高位景气区间。

王远接手工厂不久,就接到了好几个大的外贸单子。27人的小车间已经覆盖不了生产需求,他又逐渐将工人规模

扩大到50人左右。

现在看来,那是服装厂这三年的高光时刻,单子纷至沓来,整个康乐村的缝纫机都“踩冒烟了”。

只有初中文化的王远从未把“创业”和自己联系起来,只不过是在小作坊“揾啖食” (粤语,糊口谋生)。这是很

多底层打工者在摸爬滚打多年后选择的一条生路,虽然意味着巨大风险,但也可能是巨大收益。

在很多人眼里,创业需要理性策划、择机入场,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是一个负面减分项,扼杀了很多创业的

想法。但在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看来,外部环境会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全部。而更多人坚定地走上创业之路,也是被

生活或者环境逼了一把。

同样打算在2020年初启动创业的李一帆,一直到当年7月才把店开起来。

开健身房前,李一帆已经在北京做了六年全职健身教练。他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忠实学员,愿意离开原来的连锁大

健身房,到李一帆的新工作室开卡练习。然而,原定于2020年3月开业的个人健身房,同样被新冠疫情延宕,店面装

修迟迟无法开工。

原

计划的开业时间正好是春节后,李一帆按经验预估,那时会迎来一段小的锻炼高峰,正是拓客开业的好时机。创业

的架子已经搭起来,李一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白天在租的临时场地带学员训练,晚上去盯装修。

在2022年下半年入局的自媒体创业者程明抱着“抄底”的想法。

这和炒股一个道理,触底一定会反弹。同时,从事内容创作,程明不需要办公场地和庞大的团队,他将自己的创业形

容为“零成本”,这也正是他决定在谷底入局的重要心理基石。

“抄底”有风险

王远所在的海珠区康乐村,是广州最有名的服装厂集散地。这片逼仄阴暗的城中村街道,密密麻麻地坐落了上千家

服装工厂。2006年王远初中毕业,被粤北老家的亲戚带到东莞大朗的制衣厂打工,从只做袖子裁片的小工、

熨烫到小组长,他几乎干过了流水线上的所有活。

2022年1月26日,是王远接手这家制衣厂的一周年整,工厂从刚接手时的27人变成了56人的规模。康乐村的制衣厂大多开在逼仄的民居里,30人左右的规模是常态,王远56人的车间在康乐村已经算是“巨头”企业。

这一年里,王远夫妇比原先在车间打工时晒黑了好几个度,骑着电动车到中大九洲轻纺广场去蹲单子,最好的时候接了四个网红淘宝店长期的服装订单,一年间赚了五十万,一下子就还清了买厂时向亲戚东拼西凑借的8万元。

王远趁热打铁,接下一笔大单子之后,又租下了楼下的一间民居,把人数规模扩张到了78人。

微小的改变却在慢慢发生。

2022年3月,先是稳定合作了一年的两家网红淘宝店说要闭店,不再续约了。妻子去中大轻纺广场打听,发现闭店的淘宝店主不是个例。6月份,外贸订单数量也开始下滑,他听大批发商说,“大单子都去了越南”。紧接着到来的七八月份是服装厂的淡季,王远按下心头的不安,开始寻找冬装的订单机会。

订单量的下滑直接体现在工人的脸上。10月是冬装订单赶工的旺季,此时的广州偶尔酷热逼人,往年在狭窄车间里赶工的工人,汗水流到眼睛里都来不及擦拭。然而10月23日,工厂所在的康鹭片区开始封控,工厂无法正常开工,下游的轻纺城商铺也处于闭店状态。

11月开始,陆续出现阳性症状的工人,要么得去方舱隔离,要么提出辞职回老家。王远已无暇顾及离职的员工,眼下还有一个外贸单子离约定的交付时间超过一个月,他要付给上游老板一笔不菲的违约金。

“去年赚的钱今年基本全赔进去了。”王远把工厂的员工辞掉了一小半,他正在考虑等厂房租期到了,退掉其中一到两个车间。

创业其实就是不断试错纠偏,离开舒适区,持续交学费。而在疫情三年中创业,可能会遇到的是一个更加困难、无法预测的过程。

知乎上有人这么描述创业:最难的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做到一大半时发现事情既不像开始时那么理想,又没有糟糕到需要果断结束。过程中的骑虎难下,硬着头皮坚持,不得不继续,是外界很难体会的,而疫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又创造了更多困局,加速了创业者们的体验进程。

对于前互联网员工刘毅来说,从最开始热爱剧本杀、参股朋友的剧本杀创业项目,到自己接盘、被裁员后全身心投入剧本杀事业,再到关店大吉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

最开始剧本杀作为一种新潮年轻的社交活动,在国内迅速蹿红,新冠疫情的局部爆发反而给剧本杀行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出省、出市的娱乐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开始寻求本地娱乐活动。

2020年12月朋友不干后,刘毅从参股股东变成了这家剧本杀店的控股股东和老板,2021年这家店达到了28万的纯利,这一年刘毅也出现在裁员队伍当中。“一开始心态还挺轻松的,觉得如果能继续保持这样的盈利,起码养活自己是没有问题。”

从2022年4月30日起,北京的娱乐场所关停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玩家的消费热情不再,过去拼成一个六人组的剧本杀只需要不到两小时,后来因为两三天都无法成行而流产的“拼车”越来越常见。高质量的剧本也越来越少,DM(剧本主持人)纷纷离职,服务质量也开始下降。

刘毅算了一笔账,全年的亏损高达20万,已经是他无法再负担的损失。今年1月,刘毅决定宣布剧本杀门店倒闭,和剩下的16名员工一起吃了一顿散伙饭。

即使是相对乐观的程明,也坦承在2022年开始创业,一定会碰到最硬的石头。程明曾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数年,有了相当的资源积累,但他仍然感觉到客户的谨慎。程明说,“抄底”之后不能躺赚,依然危机四伏,“卷”起来才能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