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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啊,应该是每个时候吧,只要你接触数字科技,就能感受到。

拿媒介技术来说。米歇尔福柯把话语看作是一种权力,是定义和解释事物的权利,数字科技在赋予受众传播权的同时,给予了用户获得话语权的可能。从传播结构来说,技术赋权,成了双向互动的扁平化传播。网络媒体对受众的技术赋权,受众在大众传播结构中由被动转向了主动,获得媒介接近权和信息传播权,社会传播结构由传者主导转向双向互动的传播结构。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传播结构的扁平化,社会传播由中心关系结构转向多点关系结构,降低了社会传播的成本,提高了社会传播的效率。过去的传播是以大众传媒为中心来传播的,而现在每个人都能成为传播者。

然而这造成信息冗余,同质信息的信息茧房在网络传播中,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缺乏系统化分工的信息生产行为,造成网络空间中存在大量的冗余信息和同质信息。由于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机制,同质信息为受众的选择性注意、理解和记忆提供了充足的资源。长此以往,如桑斯坦所言,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信息中,在信息茧房中与真实的世界隔绝。

从政治角度而言。打破精英话语垄断,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网络媒体发展普及之前,信息传播权和社会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精英团体手中。网络媒体的数字技术使得传播门槛降低,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信息资源的垄断,颠覆了原有的议事规则、权力格局和话语权分布。话语权力的赋予使得社会大众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通过议程设置和观点表达影响议题的意见走向,提高了民间舆论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李心草事件,李心草妈妈通过微博发声,引起民众关注,倒逼昆明警方对事件展开调查。最近的郑爽事件,微博的讨论引起民众对代孕问题的关注。

但是缺乏规范和引导,导致新权力中心的舆论操纵。网络媒体促进了网络民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制,带来了诸多隐患。在网络中,传播权力的分散催生了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他们成为舆论场中的新权力中心,通过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机制,煽动大众情绪,试图对舆论进行操纵,来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遇到各种社会问题是,微博中各种营销号扭曲事实,煽风点火导致的网络暴力时有发生。

经济方面。虚拟经济,产业经济多元发展。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虚拟经济,受众赋权的同时也激活了个人闲置的微资本,个人对微资本的利用为传统经济结构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共享经济、粉丝经济、知识经济等新的变现模式使得优质博主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流量套现,促进了对新的盈利模式的不断探索,也促进产业经济的多元发展。

但是我们无形中成为知识劳工,无意识的被剥削者。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莫斯可教授指出,网络技术的发展并未带来传播的平权,传播中依然存在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权力中心。普通大众在使用网络媒体的同时,无意识地生产个人数据和知识,被服务提供商收集后,用来兑换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普通大众在无意识中成为知识劳工,成为权力中心的剥削对象。现实生活中,注册输个人信息,刷脸已经成为日常,平时各种产品推销电话,这正是信息社会普通民众成为剥削者的表现。

从文化方面看。表达主体途径多元,网络文化发展迅速。新媒体的兴起使得用户拥有话语权的同时,强化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与文化思考,伴随着诸多网络平台的兴起,具备不同兴趣爱好的网民相互聚集,并形成相应社群,催生出立于主流文化之外都的“亚文化”。随着网络亚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业也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元平衡的发展趋势。B站亚文化,知乎豆瓣兴趣小组。丰富着文化形式。

但是主流文化受到冲击,对抗解读屡见不鲜。网络信息的多元性塑造了民众质疑与反抗意识的不断成长。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所处的“信服”社会基础不断被分流,而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文化、亚文化、大众文化开始不断冲击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并使得二者界限不断消弭。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下,低门槛、即时性、广覆盖和病毒式播散的网络使用使得受众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主流文化的讨论,并呈现出与宣传观点相对抗的解读方式。丧文化正是对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的一种对抗解读。

在社会生活方面。虚拟生存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与丰富。技术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展示与建构。当代,虚拟技术与互联网最显著的价值在于它们奠基、架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型生活用具和另类生存时空。生活“网络化”这种极具现代性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作为现实生存的延伸、丰富与拓展正逐步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与必需。人类自觉地借助虚拟技术、互联网展示生存的智慧和超越性的诉求,扩大人类生存的自由度,实现对现实生存的跃迁。

然而也产生了电子乌托邦,对现实问题的麻醉与规避。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虚拟生存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化的弊端,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不仅是虚拟社区各种矛盾的“扩大化”的表现形态,在实质上还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矛盾的折射与反映,蕴涵着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对于技术的过度推崇将人们引入电子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试图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现实现存问题,而忽略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隐患,让人们对现实问题缺乏行动力,沉浸在虚拟生存,有意规避现实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当下年轻人沉迷于手机,越来越不喜欢社交。

正如喻国明所说。场景的变化,对于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行动脚本、交往规则、社交氛围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信息技术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来塑造人们的行为。数字科技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场景,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新技术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冷静客观地看待技术发展,在提高个人媒介素养的同时,完善适用于新技术的规制,避免掉入技术崇拜的窠臼。